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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童工”辍学真相调查:穷并不是辍学的首因

导读:欢迎来到社会专栏,这里为您提供了“常熟童工”辍学真相调查:穷并不是辍学的首因的文章介绍,“常熟童工”视频里光着臂膀在小作坊干活的辍学少年在关岭县,台球厅成了辍学孩子消磨时光的最好去处从贵州安顺市到江苏省常熟市,距离约有1900公里。小韦乘坐大巴花了两天...

“常熟童工”视频里光着臂膀在小作坊干活的辍学少年

在关岭县,台球厅成了辍学孩子消磨时光的最好去处

从贵州安顺市到江苏省常熟市,距离约有1900公里。小韦乘坐大巴花了两天多时间,几乎横跨了中国。

这是他15岁的生涯中走得最久最远的一段路。今年2月,辍学近两年的小韦来到常熟的一家作坊打工。直到11月,作坊因涉嫌雇用童工而被查封,他一共在这里工作生活了9个多月。

来到常熟这么久,对于这个城市而言,他却是个陌生人。除了厂房和宿舍以外,他一次也没有去过其他地方,他不认识路,而且也没时间出去玩。

像小韦一样的孩子还有很多,在长长的生产线上,他们的存在是公开的秘密——作坊老板、中介,甚至家长与他们自己都心照不宣。根据常熟市相关数据统计,自2012年以来,常熟人社部门共查处使用童工案件107起,涉及使用童工211名。

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对外面的世界抱有美好的幻想,但单调而繁重的工作却将他拴在了工厂的缝纫机前。

上班、睡觉、玩游戏,成了他们周而复始的日常,像车轮一样,碾过他们的青春。

外面的世界不精彩

聊天空间是为数不多用文字描摹生活的地方,内容一成不变:10月10日凌晨1时19分:终于下班咯,11日晚上11时:下班咯。

直到工厂被政府稽查人员敲开之后,这城市的样子,才一点一点地展现在小韦眼前。

几天前,梨视频公布了一段视频,不少未成年人在常熟的小作坊里当童工。当地政府部门立即展开行动查封作坊,根据北京青年报记者掌握的名单,在找到的10名童工中,有7名来自于云南和贵州,小韦就是其中之一。

从11月22日起,4名孩子被安置在一家酒店里,有政府工作人员全天候陪同,负责他们的饮食起居。在等候父母来接他们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就呆在房间里看电视、玩手机游戏。晚上,工作人员则和他们住在一起,偶尔带他们出去遛遛弯。

这是小韦来常熟以来,第一次这么悠闲自在。在作坊里,他们和自己操作的缝纫机一样,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在不停地运转。早晨8点上班,晚上11点下班,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因为是计件工资,小韦每天约要完成800件。在产量面前,老板订下了严格的时间要求。“只有吃饭时可以休息,一般十几、二十分钟,不超过半小时。”累了就戴着耳机听听歌,手不停,作为流水线上的一颗铆钉,他停下来,意味着下一环节就会迟滞。

聊天空间是他们为数不多用文字描摹生活的地方,空间装饰得很炫,内容却一成不变:10月10日凌晨1时19分:终于下班咯;11日晚上11时:下班咯;另外一个孩子小杨则在11月15日怨念道“今天其他厂都放假,就我们厂不放”。

同厂的小刘告诉记者,有时候加班晚了,第二天起不来,老板会去宿舍喊他们,“很多时候上班都是打着迷糊。”每个月,他们只能在1日休息一天,节假日也只有端午可以休息。

沉默,是疲惫生活的常态,本该爱玩爱扎堆儿的孩子们只能自己找乐子。玩手机成了不可替代的娱乐,即便工作到很晚,睡前也得打一会儿游戏,“有时候甚至通宵玩游戏。”小韦告诉记者。正因如此,老板担心他第二天没精神,影响生产,会在12点收走手机。

几乎每个人都有撑不下去的时候,大约在7月时,小韦差点辞职回家。长期的加班让他觉得有点吃不消——2月份作坊老板冯某去他家,跟他父母商量要招工的时候,他没想到这工作这么累。父母也没多想,只是嘱咐冯某要照顾好小韦,就由他跟着老板远走异乡。

让他坚持下来的动力,是没有结算的工资。“走了没法结账,扣下的工资就不给了。”小韦介绍说,他们4个“童工”每个月的工资是2500元,老板每月先会支付1000元作为生活费,剩下的等到年底结算,如果提前走,被老板扣下的那一部分就算白干了。

挡不住的辍学脚步

在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打工回来的辍学生,往往在班上绕一圈,一些动摇的学生就跟着走了

1900公里以外,在不少小韦的同龄人眼里,这样的生活,却是值得艳羡的。

不读书,就打工。这在小韦的家乡贵州,几乎成了一种共识。小韦告诉记者,他还有5个同学也在江苏打工,工作内容和他差不多。越往乡镇走,辍学的情况就越严重。

据新华网报道,2015年,贵州省的初中辍学率为1.17%,但真实的情况还要严峻。在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一所中学教数学的郑超(化名)告诉北青报记者,初中刚开学,一个班齐齐整整60多个学生,初一没结束就走了四五个,初二再走几个,初三班上就能空出十来个了。到初中毕业时,往往一个班的学生数只有五十个出头。

和小韦情况类似,这些孩子离开学校,能找到工作的就去打工,找不到工作的就在街头晃荡。

这些出去打工的孩子,虽然赚钱不多,但每次回来,都能引进一股二手的“潮流”。

“一年能攒下5000元就不错了,过年一回来,先买个二手摩托车。”郑超说。出去的孩子不一定会变成熟,但一定变得“社会气”。前几年,他们穿着带破洞的牛仔裤,烫个杀马特的发型,往摩托车上架俩低音炮,轰地在县城的马路上飙出去,马达颤抖着怒吼,混合着低音炮功放的音乐,引来昔日同学纷纷注目。

这也是老师们最为紧张的时候。往年,郑超从来不允许外出打工的学生打扮成这样出现在教室门口。“有些孩子一看以前的同学打扮成这样,觉得很拉风,自己也会跟着学。”

往往一个回来,在班上绕一圈,一些动摇的学生就跟着走了。

“学不进去。”小韦告诉记者。小学时,他还是个乖孩子,学习成绩也不错,但上了初中之后开始沉迷于网络游戏,成绩就落了下来。终于,在初一快结束的时候,小韦提出了退学,父母没劝,“他们知道劝我也没有用”;学校老师也没有挽留,“现在的老师哪有劝的,都是随自己”。

这样的想法,让老师们觉得冤枉。

学生流失的原因千奇百怪,有的悄不作声两三天不上学,老师打听到家门上,才知道学生已经出去打工了,还有一次,郑超发现自己代课的一个班有两个学生没有来,问班主任孩子干什么去了,班主任跟他说,“你问这做啥,人家回去结婚去了。”

在县里另一所中学教八年级语文的李娜(化名)也告诉记者,前段时间,她所带的班级上就有同班的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双双辍学结婚。“他们是娃娃亲,现在好像已经怀孕了。”李娜说。

穷并不是辍学的首因

这里没有那么多连温饱都满足不了的穷,在老师们眼里,社会和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差,才是孩子们辍学的原罪。

网友对于常熟童工的评价莫衷一是,不少人认为,是贫穷导致了辍学,而到东部发达地区打工,则是为他们打开了另一扇门。

但这种原因,被多位老师否定。“我们承认,穷是导致一部分学生辍学的原因,但绝对不是主要原因。”多位中学老师向北青报记者强调道,“尤其在县里,那种温饱都满足不了的穷很少。”

语文老师康明(化名)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根据政策,贫困生每年有1250元的补助,分摊下来每学期625元,学校提供一顿免费的午餐,而晚餐也只需要三元。如果节省一点,完全可以解决一个贫困生的温饱问题。况且,在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的学费、书本都是免费的。“我们班上就连自己印的复习资料都不会向贫困生收钱。”郑超说。

在老师们的眼里,社会和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差,才是导致孩子们辍学的原罪。

“别的地方学生捣蛋,老师有时候会停课让学生回去反省,在我们这儿从来不敢这么做。”李娜说,在这里,如果让学生停课反省,相当于就让他们辍学。“他们会跟家长说,老师不让我上了。”

为了减少学生辍学,当地的教育部门给学校下达了控辍保学的任务,每当班上有学生辍学时,班主任都会去学生家里反复做工作,但收效甚微。

几年前,康明到一个学生的家里家访,兴许是被老师唠叨得烦了,学生直接操起镰刀,威胁要砍他。家长在旁边劝,说的话却是“老师你看见了吧,我们是真的管不了。他不想读就不读了吧”。

这件事情让康明一直记在心上,伴随着他从乡镇的中学一直来到县里的中学。

家长们所表现出来的淡漠态度,时常让老师们有一种无力感。今年3月,李娜带初三班级,就差三个月就要中考了,学校组织了一次家长会。那一天,李娜专门穿了一身正装,提前站在讲台上等着,令她难以置信的是,班里一个家长都没有来。

茫然是孩子的普遍状态

狭如一线天的升学希望,让不少家长和学生都质疑读书的意义。放弃,变成了最容易的选择。

茫然。这是很多这里濒临辍学的孩子的普遍状态,他们不只是不想读书,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没想过那么多,就是单纯想出来。”小韦回忆道,当初离开学校时,他并没有想过打工自食其力,只是觉得趁年轻出去闯闯、见见世面,比在家里呆着要好。

在关岭县,能坚持读到高中的并不多。李娜告诉记者,今年6月,毕业班500多名学生,只有200多个考上了高中。

“要是能考到全省有名的安顺二中,上个好大学,差不多就有保障。”郑超说。2016年中考,安顺二中的分数线是549分,数据显示,关岭参加中考的3047名学生中,只有12.83%分数达到了500分以上。

这狭如一线天的希望,让不少家长和学生都质疑读书的意义。加之不少学生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跟着无力辅导学习的爷爷奶奶生活,放弃,变成了面对学业困难时最容易做出的抉择。

郑超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老师,因为他从来没有带过“重点班”的学生。

而在这里,普通班,差不多就意味着“与高中无缘”。郑超给北青报记者举了个例子,他在乡镇中学教书时,毕业年级300多人,只有50多人能够挤过中考的独木桥,剩下的学生,都只能在辍学与去职高中选择。

薄弱的小学阶段教育,让初中老师的课程几乎上不下去。语文老师说,小学毕业生还分不清声母韵母,写不全自己的家庭住址;数学老师则说,初一一上课就蒙了,因为学生乘法除法都还算不清楚。

“很简单的题,100分的卷子,能考40分就算是可以交待了。”郑超说。

偶有清醒但乏力的学生找他谈心,不安而惶惑,“老师,人家没读书的出去打工都能赚那么多钱,我就算读完初中,又能怎样呢?”

他只能尽力去安抚这些孩子,尽量用自己的人生经历来说服他们。“我拿自己跟自己那些没读书的朋友做对比,至少我现在是个老师,而我的那些没读书的朋友们,他们更多是在混日子。”

然而这么漫长的人生经历,对于年轻的孩子们来讲,遥远得甚至不真实。真实的是网吧里并肩打怪的伙伴,与游戏中的分数和排名。

周日下午五六点,本该是寄宿生返校的时间,北青报记者却在网吧见到了不少稚嫩的面孔,一边是电脑屏幕照映出来的专注,另一边则是台球桌顶灯光照耀下的雀跃。不少人背着书包,但询问起来,每一个都说自己年满十八周岁。

出去容易回来就难了

一年年学生来了又去,教书、劝学,康明看不到希望,十来年了,改善不大……

“既缺乏社会道德,又缺乏社会认同感。”康明说,“老师和学生都缺。”

今年是他教书的第13年。这13年里,最让他自豪的是教出了考上名校研究生的学生。但更多的是失落,他初为人师时教的学生,甚至还有服刑的。

但他很少给自己现在的学生讲研究生的故事,他把这份荣耀埋在心底,这是作为一名老师隐秘的欣慰与骄傲,“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这太遥远,不想给他们太多够不着的东西。”康明说。

康明最不想在街头看到自己曾经的学生——去外地,或许还意味着自谋生路,而在街头晃荡,则意味着浑浑噩噩地混日子。而学生们也同样不想看到他。街头偶遇,总是远远地躲开,或者低头不打招呼就走掉。

见识过世面的小韦尚未想好今后的日子。他想回家学点计算机技术,小刘则决定补补课,“回去就该上初二了,应该还能跟得上。”

大部分辍学的孩子,离开学校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些家长不甘心,强行把孩子送回学校,可是在外面心野了,即使勉强回到课堂,能坚持下来的也很少。

2014年,有个家长找到郑超,求他再收下儿子。“他初一就辍学出去打工了,但学籍一直保留着,现在回来直接跟初三班。”郑超没有抱太大希望,“毕竟太迟了。”

但他还是收下了这个学生。考不上高中,考上职高也行。这里一直是重庆职高的重点生源地,不少老师去重庆的职高考察过,“那边的教育至少比我们领先20年。”老师们说。某些热门专业,如汽修、计算机和服装等专业,毕业后的薪资甚至比老师都高,这对于考不上高中的学生来说,莫不是一条好出路。

学生回校之后,郑超照例找他谈话,要求他把“莫西干头”剃了,稍微努力一下,但仅仅安分了一天,到第二天晚上,郑超去学生寝室查寝,这名学生已经翻墙逃了出去。

一年年学生来了又去,教书,劝学,康明看不到希望,“十来年了改善不大”,但又不忍放弃。

刚刚开学两个多礼拜,张宇(化名)就坐不住了。没等老师对他有更深的了解,他就开始旷课。勉强挨到11月,便再也不肯去学校。

没人知道他家在哪儿,康明按照同班同学提供的信息找到了张宇的母亲。康明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张宇的父亲嗜赌,全家只依靠母亲摆摊来维持生计。全家四个孩子,没有一个初中毕业,张宇是最小的一个。

张宇的年龄实在太小,连打工都没处去,只得在街上逛荡,去网吧打游戏。母亲不给他零花钱,但他从不缺钱,在绍兴打工的大哥,一给就是几百元。

张母对街上网吧的熟悉程度,甚至比对自己儿子更深。她带着记者去网吧找儿子,网吧管理员都认识她。但张宇不在网吧,她不知道儿子还喜欢去哪儿,也不知道儿子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甚至连儿子的手机号码都不知道。

母子最近一次交流,是她劝儿子回去读书,气急了,她抄起一根铁棍往儿子身上打去,张宇还了手,撞碎了街边卖小吃的小推车的玻璃,到现在,她的后脑还在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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